《社会心理学》读书笔记

第1章 社会心理学导论

• 社会心理学是一门研究我们周围情境影响力的科学，尤其关注我们如何看待他人，如何影响他人；与人格心理学相比，社会心理学对个体之间的差异关注较少，而侧重于研究不同个体之间如何相互看待和彼此影响；
• 社会心理学的一些重要观点：我们构建了我们的社会现实；我们的社会直觉通常是强有力的，但有时候则是危险的；态度塑造行为，同时也被行为塑造；社会影响塑造行为；性格倾向塑造行为；社会行为同样也是生物性行为；对于他人的感受和行为，有时候是积极的，有时候是消极的；
• 在多数情境中，直觉型判断方式足以满足需要，而另一些情境之中最好用批判性思维来抑制直觉冲动；亚里士多德早就观察到，人是社会性动物，我们会对直接情境作出反应，有时某个社会情境所具有的影响力会引发我们作出背离自己态度的行为；
• 人类是天性与教养共同作用的产物，生物基础和生活经验共同造就了我们；
• 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共同信念（社会表征）是最重要且无需检验的信念；
• 价值观隐含于我们对心理健康的文化定义之中，隐含于我们对有关生活的心理学建议中，隐含于我们的概念以及我们的心理标签之中；正是意识到人类思维的某种解释性功能，我们才恰恰需要持有各种不同偏见的研究者从事科学研究分析，通过不断将我们的信念与事实相互印证，以检验和约束偏见；
• 索伦·克尔凯郭尔：“生活是正着来活，却是倒着去理解。”

第2章 社会中的自我

• 焦点效应：人类往往会把自己看作一切的中心，并且直觉地高估别人对我们的关注程度；透明度错觉：我们总能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的情绪，而高估自己的个人心理状态被他人知晓的程度；我们也会高估自己的社交失误和公众心理疏忽，如果我们无意按到了图书馆的警铃，可能会非常懊恼，但其他人可能不会注意到或者很快忘掉；

• 我们大多数的行为不受意识控制，是自动的、无意识的，然而，自我的确会制定长期计划，设定目标和进行约束；正如马克·利里所说，自我更多时候可能称为幸福生活的障碍；

• 你的自我概念构成要素以及定义你的自我的那些特殊信念就是你的自我图式，图式是我们组织自己所处世界的心理模板；

• 社会学家查尔斯·库利以“镜像自我”认为，我们根据自己出现在他人面前的样子来感知自我；社会学家乔治·米德指出，与我们的自我概念有关的并不是别人实际上如何评价我们，而是我们想象中他们如何评价我们；我们通常感到赞扬别人比批评别人更自在，更倾向于恭维而非嘲讽他人，因此我们可能高估了别人对我们的评价，进而膨胀了我们的自我意象；

• 西方工业文化中身份更多是独立的，即个人主义；而亚洲、非洲和中南美地区的本土文化则把集体主义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即个人服从集体，并以此来定义自我，这种文化孕育了相互依存的自我，这些文化中的人们喜欢进行自我批评，却很少自我肯定；与个人主义文化不同，在相互依赖型的文化中，社会生活的目标不是提升个体自我或独立做出选择，而是协调并支持所处的群体；但这只是笼统的区分，还存在更多的个体和亚文化差异；

• 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自尊与“别人怎么评价我和我的群体”密切相关，自我概念是有弹性的（与特定的情境有关），而非固定不变的；

• 规划谬误与错误预测：

  当一种感觉存在的时候，他们感觉它好像永远不会走；当它消失以后，他们感到它好像从未有过；当它回来时，他们感到它好像从未消失。 ——乔治·麦克唐纳

• 影响偏差impact bias：我们容易高估情绪事件的持久性影响；——“你所关注的事不会带来你所以为的那样大的改变。”威尔逊和吉尔伯特提出免疫忽视现象，认为我们往往会忽视自己心理免疫系统的速度和力量，包括合理化策略、看淡、原谅和限制情绪创伤；

• 我们的理性解释可能会因此忽略实际上指引我们行为的内在态度，对事和人表现出的态度常常能较好地预测以后的行为，但是如果事先分析自己的感受，则态度的预测性往往会变得无效；威尔逊等认为，我们具有双重态度系统，我们关于人或事的自动的内隐态度通常与受意识控制的外显态度不同；

• 一个高自尊的人如果遭到社会的排斥而感到威胁或沮丧时，他就具有潜在的攻击性；

• 鲍迈斯特等人指出，自我的活动能力是有限的，努力做自我控制会耗尽我们有限的意志力，于是推断，自我控制的运作类似于肌肉力量，两者在使用后都会变得比较虚弱，但在休息时可以进行补充，并且随着练习而加强；

• 艾伯特·班杜拉提出自我效能理论，认为对自己能力与效率的乐观信念可以获得很大的回报；你可能感觉自己是个合格的司机（高自我效能），但是感觉最久的司机开车会有危险（对结果的低控制感）；

• 如果你相信你有能力做一些事，这就是自我效能；如果你由衷地喜欢你自己，这就是自尊；如果你想鼓励某人，那就提升他们的自我效能而不是他们的自尊；

• 如果你倾向于认为你的命运是由自己来控制的（内部控制点），你可能会有更优秀的表现，更满意自己的生活；但是很显然，积极思考的力量存在着局限，变得乐观、感觉自己在控制之中可以带来巨大的好处，但是贫困和病痛还是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 曾有研究发现，被关入笼内而无法逃避电击的狗，会习得一种无助感，之后这些狗就算处于可以逃避惩罚的情境中，也只会被动畏缩，马丁·塞利格曼称之为习得性无助；

• 心理学家巴里·施瓦茨认为，个人主义的现代文化存在“过度的自由”，反而导致人们生活满意度下降和临床抑郁症的增多，过多的选择可能会导致人们无所适从，即施瓦茨所言“自由的专制”；更多的选择带来信息超载，也带来更多后悔的机会；在一些实验中，人们对无法反悔的选择的满意度比对可以反悔的选择的满意度要更高，可笑的是，人们似乎喜欢和愿意为推翻这种选择的自由而付出代价；

• 自我服务偏差；在普遍考虑的因素中，主观行为维度（如“自律的”，“与人相处能力”）将比客观行为维度（如“守时的”）引发更强烈的自我服务偏差；

• 我们往往会过度高估或低估他人会像我们一样思考和行事的程度；在观点方面，我们过高地估计别人对我们观点地赞成度以支持自己的立场，这种现象称为 虚假普遍性效应 ；例如当某个人对别人说谎之后，他便开始觉得其他人也是不诚实的，如果我们对一个人产生性兴趣，我们也许会高估对方对自己的欲望；虚假普遍性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们的归纳性结论只是来自一个有限的样本，而这个样本还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大部分人通常持有大众的观点，所以当人们假设自己处于大众中时，自己是正确的，此外我们偏好和那些同我们态度和行为相近的人交往；而在能力方面，当我们获得成功时， 虚假独特性效应 更容易发生；调查发现，对于诸如政治等观点，荷兰大学生更喜欢称为大群体的一员，而对于音乐偏好等品味方面，则更喜欢成为小群体的一员；

• 自我服务偏差还会夸大人们对自己群体的评价，这一现象被称为群体服务偏差，当各个群体之间进行比较时，多数人都认为自己的群体是最棒的；虚伪的谦逊其实是为了掩饰个体认为自己真的优于众人的想法，真正的谦卑，更像是不太在意自己，一方面人们因其专长而欣喜，一方面其也实事求是地认可别人的专长。

  虚伪的谦逊是假装渺小，真正的谦逊会意识到自己正站在伟大的事业面前。 ——英国犹太教首席Jonathan Sacks, 2000

• 有时人们通过设置障碍来阻挠自己获得成功，这种行为绝不是故意破坏自我，而恰恰是为了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我并没有真的失败——要不是因为这个我肯定能干好”， 自我妨碍 有利于把失败归于一些暂时的或外在因素，而非自身天赋或能力的匮乏，从而可以保护我们的自尊和公众形象；

• 自我服务偏差、虚伪的谦逊和自我妨碍都揭示出个体十分在意自我形象，在不同程度上，我们始终在管理自己给他人留下的印象，无论我们是引人注意、胁迫他人还是表现出无助的样子，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我们总是在向周围的观众表演； 自我表露 是指我们想要向外在的观众（别人）和内在的观众（自己）展现一种受赞许的形象；

• 对某些人而言，有意识地自我表露也许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不断监控自己的行为，注意他人的反应，调整自己的社会行为以获得社会赞许，为了让自己的行为和环境合拍，他们很可能会支持一些其实他们并不想赞成的观点，由于总是意识到他人的存在，所以他们很少会依据自己的态度行动；

  有的人对舆论不屑一顾，有的人则对之恐惧万分，因为对他们来说，舆论总是冷酷残暴的； ——伯特兰·罗素

• 自我效能与自我服务偏差这一对相反的事实使我们想起帕斯卡尔说过的一段话：“任何一个单独的真理都是不充分的，因为世界是很复杂的；

第3章 社会信念和判断

• 社会知觉和信念的建构：通过我们自己的假设过滤后，对事件进行感知和回忆；依靠我们的直觉、内隐规则以及心情，对事件进行判断；解释事件时，有时归因于情境，有时归因于个人；期望某些事件的发生，有时会使这些事件更有可能发生；

• 我们并非如实地对现实进行反应，而是根据我们对现实的建构做出反应；

• 未被注意的刺激可以微妙地影响我们对事件的解释和回忆；我们的记忆系统是一个相互联结的网络，而启动(priming)就是唤醒或者激活其中的某些特定联结；实验表明，启动一个念头（即使个体对此并无意识）可以影响个体的另一念头甚至是行为；

• 启动效应(Bargh,2006)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看恐怖片会激活令人恐惧的情绪，令我们下意识将突然的声响知觉为危险；阅读有关心理异常的书籍，会启动对自身的焦虑和忧郁情绪的理解；观看暴力镜头会更多地将他人行为理解为具有攻击性倾向；

• 在大量实验研究中，即使刺激信息是阈下呈现的——刺激呈现时间极短使得意识无法捕捉——也会诱发启动效应，眼不见未必完全心不知；我们对许多社会信息的加工是自动的，由于具身认知（主要指指生理体验与心理状态之间有着强烈的联系，生理体验激活心理感觉，反之亦然）的存在，甚至身体的感觉都会启动我们的社会判断；例如身体的温暖会强化社会温暖，社会排斥则会让人感觉寒冷；

• 抛开那些明显的偏见和逻辑缺陷，我们对彼此的知觉和理解大多数时候是正确的(Jussin,2005)；而且我们越是了解别人，对别人的心理和感受就把握得越准确；

• 当社会信息可以作出多重解释时，模糊的信息就会被不同的群体解读为不同的意思；

• 库勒乔夫效应：电影制片人可以通过操纵背景来控制人们对面部情绪的知觉；

• 自发性特质转移：当我们说某人的好话或者坏话（某人的特质）时，人们会试图将那些特质和我们联系在一起；

• 信念固着：一旦人们为错误的信念建立了理论基础，那么就很难再让他们否定这条错误的信息；当形成一种解释后，它会独立于最初推论它的信息而存在；我们越是极力想证明我们的理论和解释可能是正确的，我们就对挑战自己的信息越封闭；我们的信念和期待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我们对事件的建构；纠正信念固着唯一的方法便是去解释相反的观点；

• 我们用自身当前的感受和期许将许多不连贯的信息碎片整合起来，重构我们的过去；

• 洛夫特斯于实验发现了误导信息效应，即人们将误导性的信息整合在他们的记忆中，例如将一个转弯的标志回忆成停车的标志等；

  人们不应为承认自己曾经犯错而感到羞愧，因为换句话说，这表示他现在比以前更聪明了。 ——乔纳森·斯威夫特

• 我们的思维只有一部分是受控制加工（反应性的、深思熟虑的和有意识的），还有一部分则是自动化加工（冲动的、无需努力的、无意识的）；

• 我们对一些事物（事实、名字和过去经验）的记忆是外显的（有意识地），而对其他一些事物（技能和条件特征）的记忆则是内隐的，意识无从知晓；比如一个无法形成外显记忆的脑损伤病人，无法认出自己的医生，但如果医生用针扎一下病人，下次见面病人依旧无法认出医生，确会躲着医生（内隐记忆）；

• 能力不足反而有可能会促进过度自信倾向；规划谬误等；

• 验证性偏差：与寻找证据证伪自己的信念相比，我们更愿意证实它们；

• 我们可以从过度自信的研究得到什么启发呢？其一，要对别人独断性的陈述保持谨慎，即便当人们看起来十分确信自己正确的时候，他们也可能是错的，自信和能力之间没有什么必然一致的关系；三种技巧可以成功降低过度自信，其一为及时反馈(lichtenstein&fischhoff)，分解任务（应对规划谬误），设想自己的判断可能出错的原因（当人们开始为什么一个观点可能是正确的时候，该观点就开始看起来像是正确的了）；

• 启发性判断：我们的认知系统是快速而简单的，它形成了专门化的心里捷径，从而使我们很容易就形成印象，做出决定和生成解释；代表性启发式判断是指对某个事物进行评价时，在直觉的引导下，将其与某一类别的心理表征作比较；易得性启发式判断是指我们越容易回想起某个东西，那个东西就越可能是真的；

• 易得性启发式判断可能会导致凯斯·桑斯坦所言“概率性忽视”现象，即我们为了小概率事件忧心忡忡，却忽视了高概率事件；我们天真的统计直觉，以及对统计结果的恐惧，并不是计算在计算和推理的基础上，而是受易得性启发式判断带来的情绪的影响；

• 反事实思维：对可能发生事件的心理模拟——“如果……就好了”；

• 当我们期待发现某种重要的联系时，我们很容易会将各种随机事件联系起来，从而知觉到一种错觉相关；人们很容易将随机事件知觉为对自己信念的支持；假如我们相信事件之间存在相关，我们更可能注意并回忆出某些支持性的证据；

• 将随机事件知觉为有联系的倾向往往容易产生一种控制错觉，认为各种随机事件受我们的影响；例如掷筛子的人希望掷出小点时，出手相对轻柔，而希望掷出大点时，出手相对较重；

• 社会判断既包括有效但也容易出错的信息加工过程，也包括我们的感受：情绪会影响我们的判断；抑郁的情绪会激发强烈的思索——寻找那些使得个体的生存环境更可以被理解和控制的信息(weary&edwards,1994)，快乐的人正好相反，他们表现出更多的信任、关爱和敏捷；

• 人们将解读他人当作生活中的一项要事，而社会心理学家则以解释人们对他人的解释为己任；

• 错误归因：例如，研究发现男人比女人更容易想到性，而男人通常也假定其他人，包括女人和他们有着同样的感觉，因此男人很容易将女人友善的微笑夸大为性需要；

• 自发性特质推断：我们可以很轻易地推断出个体行为背后的特质；

• 归因理论先驱哈罗德·凯利描述了我们在试图解释行为时，是怎样利用“一致性”（个体在这种情境下总是出现类似行为吗？如果是，我们会寻求一种解释）、“区别性”（个体的这种行为是否具体对应于该特定情境？）、“共同反应”（其他人在这种情境下出现类似行为的可能性如何？）来分别内部归因与外部归因的；

• 个体在归因时低估情境因素作用的倾向，被李·罗斯称为基本归因错误；例如在日常生活中，那些拥有社会权力的人通常发起并控制着谈话，而这常常会导致人们高估他们的知识和智力水平；

• 归因理论提出，当我们作为行动者时，环境会支配我们的注意力；而当我们观察别人的行动时，作为行动载体的人则会成为我们注意的中心。视角和情境意识、文化差异都会导致我们犯归因错误；

• 如果一个男人粗鲁地对待他的同事，作性格归因可能会认为他是一个不友善的男人，进而发生厌恶性反应；然而若作情境性归因，可能是因为这个男人得到了不公平的评价，则会触发同情性反应——你可能会理解他。

• 我们的社会信念和判断会影响我们的感受和行动，并以此有助于生成它们自己的现实，当观念引导我们以证实自己的方式行动时，这就成为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所说的自我实现预言；

• 社会认知研究揭示出我们的信息加工能力的确有很高的效率和适应性，然而却难以避免可预测性的错误和误判；我们相当容易形成和保持错误信念，我们容易受先入之见和过度自信引导，被鲜活的逸闻甚至不可能存在的虚假相关和控制所说服，我们建构起自己的社会信念并继而影响他人去确证他们；

第4章 态度和行为

• 态度ABC理论提出三个维度：情感、行为倾向、认知；
• 丹尼尔·巴森特所说的“道德伪善”（显得具有道德水准，但实际上拒绝为之付出任何代价）便是一个态度和行为相背离的例子；如果人们并不按自己所说的来做，那么对于试图通过改变态度来改变行为的努力常常以失败告终就不足为奇了；
• 社会心理学家从来都无法直接测量态度，因为强烈的社会影响歪曲了真正的意见；某些社会心理学家通过内隐态度测量补充了传统自我报告对外显态度的测量；“内隐联想测试”用反应时来测量人们概念联想的速度来进行测试；
• 阿杰增和菲什拜因的共同研究表明，个体的态度、知觉到的社会规范和控制感共同决定了个体的动机，从而指导行为；
• 流行的大众观点强调态度对行为的影响作用，而社会心理学家则认为态度和行为相互支持；我们所表露的态度和作出的行为各自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如果把其他因素的影响最小化。或者态度与预测的行为紧密相关，或者态度是强有力的（可能是由直接经验得来），态度能够预测行为；
• 实验表明，如果想要别人帮你一个大忙，一个有效的策略是先请他们帮一个小忙，这一登门槛现象被证实十分有效；行为也影响我们的道德态度——我们倾向于将自己的行为解释为正确的；
•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者针对行为影响态度的原因提出了三种说法：自我表露理论认为，出于某些重要的原因，我们会表现出一定的态度，以使我们看起来表里如一；认知失调理论认为，为了减少自己的内心不适，我们说服自己某些行为是合理的（如果我们的行为不能完全用外部报酬或强迫性因素来解释，我们就会体验到失调，我们可以通过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来减少失调）；自我知觉理论假定我们的行为可以揭示自我；
• 过度合理化效应认为不必要的报酬有时会带来一些隐性的代价，给人们报酬会让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会让他们将其行为归因于只是为了得到报酬；例如给钱让人们玩智力游戏，他们以后继续玩游戏的行为就会少于那些没有报酬玩游戏的人；给孩子报酬让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孩子们就会将这种游戏变为工作；而没有预期报酬不会破坏内在兴趣，因为人们仍然可以将他们的行为归因于自己的动机；如果报酬和赞赏是针对人们的成就，则会增加个体的内在动机，而如果报酬是为了控制人们，甚至人们自己也开始相信是报酬导致了他们的努力，则会降低个体的工作兴趣（Rosenfeld&others,1980; Sansone,1986）；
• 失调理论可以成功地解释行为与明确态度冲突时出现的结果：由于感到紧张，所以我们调整态度来缓解紧张，此时失调理论就解释了态度的改变；在我们的态度还未完全形成的情形下，自我知觉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态度的形成；当我们做出行为反应时，我们会产生更可接受的态度来指导自己未来的行为；

第5章 基因、文化与性别

• 在人类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方面主要有两种观点：演化的观点强调人类的共通性，文化的观点强调人类的多样性；体现人性的普遍行为源自我们的生物相似性；
• 自然选择早已成为生物学研究的原则，而最近也成为心理学界的一条重要原则；进化心理学不仅研究自然选择如何影响那些有利于适应特定环境的生理特征，还研究那些有利于基因存活和延续的心理特征以及社会行为；
• 所有的文化都有各自认可的得体行为，我们经常把这些社会期望或者规范视为一种强迫人们盲从传统的负面力量；了解我们文化的最好方法就是观察另一种文化，看看两种文化处事方式的异同；
• 女性通常更关心他人，表达更多的同理心和情绪反应；在世界已知的文化中，男人一般拥有更多的社会权力，且比女性更可能实施身体攻击；男人渴望并且会发起性行为，而女性的性行为通常是由强烈的感情引发的；随着人类进入中年期甚至老年期，就会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女性变得更加独断和自信，而男性则更多地表现出同理心，激素变化可能是性格差异减少的原因之一，角色需要是另一方面原因；
• 基因并非一成不变，它会根据我们的经验适应性地做出调整。研究表明，经验能利用基因促进大脑地发育过程，环境刺激能激活基因制造新的脑细胞以分化感受器，视觉经验能激活基因发展大脑视觉区，父母的爱抚能激活基因帮助后代应对未来的压力事件等。
• 表观遗传学 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探索环境激发基因表达的分子机制。经验可能会将一些复杂的分子与部分DNA分子相结合，从而阻止该DNA片段上的基因制造出所携带的编码蛋白。
• 情境与个人之间双向的联系让我们看到，人类既能改造环境又能回应环境——我们既是社会的创造物，又是社会的建筑师。

第6章 从众和服从

任何压制个性的行为均为专制，而不论名称是什么。 ——约翰·穆勒《论自由》 社会带来的压力是我们道德价值观的重要支柱。 ——阿米泰·埃奇奥尼《社会精神》

• 北美和欧洲的社会心理学家给社会影响贴上了消极的标签，而在日本，与其他人保持一致却是宽容、自控和成熟的象征。 

• 人群暗示往往以群体妄想的形式出现——自发地传播错误观念。

• 米尔格拉姆的服从电击实验；不仅揭示了人们服从权威的程度，还考察了服从产生的条件，结果发现有四个因素会影响服从，即与受害者的情感距离（著名的例子如毒气室）、权威的接近性与正当性、机构的权威性（塑造行为和观念的人地位越高，人们越容易从众）和不服从的同伴参与者的释放效应；

• 当有人做出不同回答破坏了群体的一致性时，个体的从众行为会减少；

  我的观点，我的信念，当第二个人接受它时便获得了无穷的力量和成功。 ——Novalis, Fragment

• 群体的凝聚力越强，对成员的影响力就越大。

• 事前承诺：个体一旦对自己的立场作了承诺，就很少屈服于社会压力。然而，个体一旦在公众面前作出承诺，就会坚持到底，最多也是在以后的情景中改变自己的判断。

• 当人们的反应是公开、面向群体时，人们越容易从众。

• 个体屈服于群体可能是因为想获得群体的接纳和免遭拒绝。(Deutsch&Gerard,1955) 将两种因素命名为规范影响和信息影响；规范影响指个体要“与群体保持一致”以免遭拒绝，获得人们的接纳或赞赏；另一方面，如果任务难度比较大，个体感到自己无力胜任，也就是当个体关心行为的正确性时，从众行为也容易出现，这些属于信息影响；

• 逆反理论：个体都十分珍视自己的自由感和自我效能感，所以如果社会压力非常明显，以至于威胁到个体的自由感时，他们常常会反抗。

• 个体在与众不同时，会通过与众不同的特征认识自己。

第7章 说服

• 当人们积极主动，并且能全面系统地思考问题时，就可能接受 中心路径说服 ，也就是关注论据，如果论据有力且令人信服，就很可能说服他人。中心路径说服的关键并不在于信息本身，而在于能否激发说服对象积极思考，如果信息唤醒了有利的想法，就能说服。如果我们接受信息时心不在焉，就会接受 外周路径说服 ，也就是关注那些能令人不假思索就接受的外部线索，而不会注意论据是否令人信服。外周路径的说服通常只能导致肤浅而短暂的态度改变，而改变态度比改变行为要容易得多。

说服的主要要素 ：说服者（信息源的可信度、说服者的吸引力）、说服内容、说服渠道、说服对象。

• 睡眠者效应 ：如果某位可靠的人传达的信息有说服力，那么这种影响会随着对信息源的淡忘或者信息源与信息自身的分离而消退；而那些不太可靠的人的影响力则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增强。这种因人们遗忘信息源或者遗忘其与信息之间的关系而导致的延迟性说服，就是睡眠者效应。
• 研究表明，语速较快时，专业性和信赖性都会增加，即信息源会显得更为可靠。可信的说服者给人感觉就是值得信赖的专家，讲话语气果断，语速较快并直视说服对象的眼睛，这样的说服者通常较为可信。说服者的观点如果与自身利益相悖则更为可信。魅力十足的说服者在品味和个人价值观等问题上也非常有说服力。
• 好心情通常可以增强说服力，一方面好心情可以促进个体积极地思考，另一方面好心情与信息本身联系在一起。而若说服信息能够引发说服对象的消极情绪反应，也有说服效果。
• 首因效应 与 近因效应 
• 说服研究表明影响我们的主要因素并非传媒，而是我们和他人的人际接触，现代的营销策略试图利用口耳相传的人际影响力，比如“病毒式营销”等。
• 宾州大学传播学教授卡茨发现，多数媒体影响都包括 沟通两步流程 ，即从媒体到意见领袖，再到普通大众。
• 不同媒体的比较研究表明，媒体形式越贴近生活，其传递的信息就越有说服力，因此说服力强弱的排名似乎是：现场、影像、录音和书面文字。然而书面文字的理解和回忆效果最好，因此在呈现复杂信息时效果最佳。
• 群体具有塑造其成员观点和行为的力量例如邪教组织，通常会将成员与其先前的社会支持系统分离，同时也避免他们和其他异教成员相互接触。外部联系逐渐减弱，直到群体的社会性作用完全指向群体内部，每一个人都只和群体成员联系。这时群体会向他们提供认同感并且混淆事实。由于邪教反对或惩罚不一致的声音，所以表面上意见统一显然有助于消除任何些许的怀疑。此外，压力以及情绪的唤醒往往会缩小人们的注意范围，使之更容易接受那些毫无根据的观点，顺从社会压力，并倾向于诋毁本组织之外的人。
• 说服同样具有两面性，我们可以用之启发或者欺骗他人。
• 心理学家基斯勒说，“当你对那些笃信不疑的人们发起攻击而攻击的强度又不那么强烈的时候，你会激发他们采取更为极端的行为来维护其信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笃信程度会逐渐加强，因为与他们信念一致的行为数量增加了。”
• 态度免疫 ：类似于注射疫苗抵制病毒，如果给人们提供反驳信念的少许信息，这会增强他们日后抵御说服的能力。
• 做一个积极的倾听者与思考者。如果信息经不起仔细推敲，那么它就是再糟糕也不过如此，如果它经得起推敲的话，它对你的影响可能会更为持久。

第8章 群体影响

• (Shaw,1981)认为所有的群体都有一个共同点：群体成员间存在互动，因此他把群体定义为两个或者更多互动并相互影响的人。不同的群体有利于人们满足人类不同的需要——交往需要（归属和与人接触）、成就需要，以及获得社会认同的需要。
• 社会助长作用 ：扎荣茨提出，他人在场有助于唤醒，唤醒会提高简单任务的作业成绩，因为在这些简单任务中“优势”反应往往是正确反应（本能），而降低困难任务的作业成绩。
• 拥挤现象 ：拥挤能够增强唤醒状态，而唤醒能够促进优势反应。他人的影响效应会随人数的增加而递增。当人们在一起坐得很近时，友善的人会更受人欢迎，而不友善的人会更令人讨厌。
• 他人在场如何引起 唤醒 ？有证据表明可能是以下三个因素：评价顾忌（如果人们认为在场的观察者正在评价自己，那么他们的优势反应就会明显改善）、分心（参与者可能会考虑共事者如何行动或者观众如何反应，甚至一些分心物比如光线的突然照射也会引起唤醒）以及纯粹在场（即使没有前两者，仅仅是他人的“纯粹在场”也会引发一定程度的唤醒）。
• 社会懈怠 ：群体中的个人会减少努力。个体如果受他人观察，个体的评价顾忌就会有所增强，这样社会助长作用就发生了，而个体一旦消失在人群中，个体的评价顾忌就会减小，社会懈怠就会发生。研究者发现，所有人都同意发生了懈怠，但没有一个人承认是自己制造了懈怠。——在群体之中，人们会受到 搭便车 的诱惑。
• 当任务具有挑战性、吸引力、参与度高的特点时，群体成员的懈怠程度就会减弱。对群体实施激励性措施或者让群体为一个有挑战性的目标而奋斗也可以提高整体的努力程度。如果小组成员彼此都是朋友或者成员都很认同自己的群体，那么懈怠就会有所减少——凝聚力提高了努力程度。
• 社会助长实验表明群体能引发人们的唤醒状态，社会懈怠实验表明群体会分散责任。群体能够产生一种兴奋感，在某些群体情境中，人们更可能抛弃道德约束，以致忘却个人的身份而顺从于群体规范——这便是群体成员的 去个体化 。群体失控正应了“法不责众”，所有人都会把自己的行为责任归因为情境而非自己的选择。
• 群体的影响本质上来自于更高的匿名性，例如，网络社区更高的匿名性则更会助长人们的卑劣与冷漠。
• 群体表现出攻击性之前通常会发生一些较小的引发人们唤起状态或者分散其注意力的事件，例如集体喊叫、高歌、鼓掌或者跳舞，既可以令人们热情似火，又能减少其自我意识。
• 自我觉察 是去个体化的对立面，自我觉察的人会表现出更加的自控，他们的行为更能够清晰地反映他们的态度。
• 群体极化 指群体讨论通常可以强化其成员最初的意向。对此解释的观点有信息影响和规范影响。
• 群体思维 ：群体决策中人们为了维护群体和睦而压制异议。群体成员接受了其所在群体内在的道义，却忽略了伦理和道德上的其他问题。群体以集体投票的方式将决策合理化以减少挑战，陷于群体思维的人往往会认为自己的对手不是太难于协商，就是太弱小愚蠢。
• 群体会受制于追求一致性的压力：从众压力、自我审查（异议往往会令人不舒服，而且群体似乎表现出一致性，所以人们往往会将自己的疑惑压制下来）、一致同意的错觉（不要去破坏一致性的自我潜意识压力会导致一致同意的错觉）、心理防御（有些成员会保护群体，使那些质疑群体决策效率和道义的信息不会对群体构成干扰）。群体思维的各种症状表现会阻止群体成员探寻和讨论相反信息以及其他的可能性。

  真理产生于朋友间的辩论。 ——休谟

更为有效的群体过程 

• 公正——不偏向任何立场。在群体讨论开始时不要让成员表明自己的立场，因为这样会妨碍信息共享，导致决策的质量降低。
• 鼓励批评性评价。一个真正的反对者会刺激原来的想法并使群体对反对意见持开放态度。
• 有时可以将群体划分为几个小组，然后再重组在一起表达不同的意见。
• 欢迎局外的专家和伙伴提出批评。
• 在计划实施之前再次召开会议，让大家畅所欲言。

群体问题的解决 

• 研究者发现，群体的知觉判断要好过个体。
• 几个人的相互批评碰撞可以使群体避免某些认知偏见并且产生一些高质量的点子。
• 在群体中提出想法时，人们会更有成就感，这部分由于人们夸大自己对集体的贡献。
• 单独工作的人们通常比在团队中工作能产生更多的好点子。
• 先进行群体的头脑风暴，产生了新想法后，个体可以继续进行思考。
• 让小组成员以书写和阅读来代替说和听。

少数派影响 

• 一致性 。比起摇摆不定的少数派，那些坚持自己立场的少数派更具有影响力。
• 当群体正试图就某一问题达成一致时，即使多数派知道反对的人在事实或者道德上正确，他们可能仍会讨厌此人，除非他们改变自己的立场。尽管如此，多数派公认这两人的坚持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促使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
• 自信 。研究表明，少数派表达自信的任何行为都会使多数派产生自我怀疑。通过坚定有力的行为表现，少数派明显的自我支持会促使多数派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当事关观点而非事实时尤其如此。
• 背叛多数派 。如果少数派的某个人是从多数派中投奔过来的，那么他会比那些自始至终具余少数派的人更有说服力。而一旦开始出现背叛行为，其他人常常会紧紧跟随，产生滚雪球效应。
• 探险家阿蒙森形容 领导力 就是特定个体动员和引导群体的过程。

第9章 偏见：不喜欢他人

• 偏见 是对一个群体及其成员负面的预先判断，而歧视则是一种负面行为。

• 偏见为我们的 双重态度系统 提供了最好的证据，我们对同一个目标可以同时拥有完全不同的外显（有意识的）和内隐（无意识、自动的）态度。

• 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滋生了偏见。

  偏见一旦为自己找到理由，它就会从容不迫。 ——威廉·黑兹利特《论偏见》

• 社会支配性倾向 的人倾向于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看待自己，他们愿意让他们的社会群体社会地位更高一些。阿尔特迈耶指出，社会支配性取向与权威人格得分都高的人属于偏见最深的群体，他们一方面武断教条，充满种族优越感，另一方面常以自欺欺人的方式来努力谋求社会经济地位。

• 现实群体冲突理论 认为，一旦群体为稀缺资源而竞争，就会出现偏见。

• 内群体偏差 （即人们总认为自己所在的群体相对更好）是人们寻求积极自我概念的又一例证。

• 当获得肯定时，人们将对外群体做出更积极的评价；而当自尊受到威胁时，人们就会诋毁外群体以恢复自尊。

• 我们简化世界的方法之一就是归类——通过把客体归入不同的类别来组织世界。刻板印象代表着认知效率，这是快速作出判断和预测他人如何思考和行事的简便方法。

• 仅仅区分出群组，就能造成 外群体同质效应 ，即认为“他们”都是相似的，不同于“我们”的群体。

• 污名意识 就是人们在多大程度上预期他人会对他们产生刻板印象。把自己看成流行偏见的受害者，消极的一面在于，那些认为自己屡屡成为受害者的人会生活在刻板印象的威胁、想象中的对立等压力当中，因此体验到较低的幸福感；而积极的一面在于，偏见知觉为个体的自尊提供了缓冲，如果某人肮脏不堪，他会认为人们指责他并非针对他个人。

• 在实验中，即使非典型群体中的某个人只做出一次不常见的行为，便可以在人们的脑海里形成 虚假相关 。

• 公正世界现象 ，勒纳指出，之所以存在这种对不幸者的贬低，是因为人们需要相信：“我是一个公正的人，生活在一个公正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人们得到他们应得的东西。”他说，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们受到的教育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勤奋工作和高尚情操会换来奖赏，而懒惰和不道德则不会有好结果，由此我们很容易认为春风得意的人就必然是好人，而受苦受难的人是命中注定的。

• 偏见是一种预先判断。预先判断引导我们的注意和记忆，那些接受刻板印象的人在进行回忆时，其印象通常与刻板印象而非事实一致。预先判断引导我们对事件的解释，只要群体成员行为举止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就会重视这一事实，我们先前的看法获得验证，即使当群体成员的行为举止与我们的预期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就会以特殊情形为由为这类行为开脱。

• 刻板印象威胁 ，即一种自我验证的忧虑，担心有人会依据负面刻板印象来评价自己。刻板印象的压力会减少与处理数学问题有关的大脑活动，同时增加与情绪加工有关的脑区活动。担心犯错也会影响注意力的集中。应对刻板印象的思维调整过程，势必会消耗一个人的认知资源，并且干扰他的工作记忆。

第10章 攻击：伤害他人

• 相对剥夺 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贫富差距大的国家和社会里，人们的幸福感较低而犯罪率较高。当我们把自己和他人进行比较时，我们的挫折感就会变得较为复杂。公认的幸福感取决于和同一条工作线上其他人相比他们获得的报酬是否公平。
• 班杜拉提出了攻击的 社会学习理论 ，认为人们对攻击的学习不仅发生在亲身体验其后果时，通过观察别人也可以进行同样的学习。日常生活中，我们受到来自家庭、文化和大众媒体的攻击性榜样的影响。
• （Schachter&Singer,1962）的实验表明，一种躯体唤醒状态会引发怎样的情绪，取决于人们对这种唤醒的解释和分类。实验中给被试注射肾上腺素可使其到达唤醒状态，但如果事先告诉被试药物效果，即使和一个充满敌意或者欢快的人一起等待，人们的情绪波动也会变小。
• 脱敏作用 ，重复呈现一个激发情绪的刺激，会导致情绪性反应的最终消失。
• 当我们发现自己在一个新的环境中，不知道该如何行为，我们就依赖 社会脚本 ，即文化提供的有关如何行为的心理指导。例如，当青少年观看了越多的性内容，就越有可能觉得其同伴是性活跃的，于是会发展出性开放的态度，并经历过早的性交。媒体灌输了这种社会脚本，塑造了对现实的知觉。

第11章 吸引与亲密：喜欢他人与爱他人

• 我们有一种强烈的 归属需要 ，即与他人建立持续而亲密的关系的需要。我们确实是社会性动物，我们需要归属于某一群体，阻碍归属的需要只会更增强这种需要，而满足这种需要则会降低这种动机。
• 在友谊建立过程中，地理距离不是关键，功能性距离（人们的生活轨迹相交的频率）才是关键。
• 熟悉诱发了喜欢，对于各种新异刺激（无意义音节、汉字、音乐片段、面孔）的 曝光 都能提高人们对它们的评价。
• 匹配现象 ，研究表明，夫妻、志趣相投者等之间的吸引力都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人们选择朋友、伴侣等时通常倾向于选择那些不仅在智力、受欢迎程度和自我价值上，而且在外表吸引力方面都能与自己匹配的人。
• 外表吸引力的 巴特·辛普森效应 ——大多数人都认为，长相一般的孩子，他们的才干和社交技能都不如那些漂亮的同龄人。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的吸引力其实就是完美的平均。
• 进化心理学家认为进化使女性预先就更偏好那些能够“提供和保护资源”的男性特征（生殖优势）。进化心理学家认为，我们是被原始的吸引力所驱动的，就像吃饭和呼吸一样，吸引力和婚配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的重要，它不可能归结为文化的偶然现象。
• (Singh&Ho,2000)的研究发现，不同的态度对喜欢的抑制作用甚于相似态度对喜欢的促进作用，人们发现自己很难喜欢一个与自己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接近性和吸引力影响我们最初为谁所吸引，而相似性会影响长期的吸引。
• 我们对最微弱的批评暗示都是十分敏感的——积极的评价不一定让人产生好的感觉，而消极的评价则总会让人产生坏的感觉。
• 阿伦森认为，频繁的赞扬可能会失去价值，与压抑不快情绪相比，保持坦率而真诚的关系。互相尊重、彼此接纳、保持忠诚更可以持续地让对方感到满意。如果两人真心喜欢对方，能在对方面前坦然表露自己地积极和消极情绪，而不总是“友善”地对待对方，那么他们将持久地拥有更满意、更富有激情的关系。在大多数社会交往中，我们会对自己的消极情绪进行自我检查，我们生活在充满愉悦的幻境中，他们的行为方式使我们逐渐疏远了潜在的朋友。这被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西德尼·朱德拉归结为 自我表露 。
• 吸引奖赏理论 认为，我们喜欢那些回报我们或者与我们得到的回报有关的人。当一方满足了另一方没有得到满足的需求之后，就会产生相互吸引。人们通过条件反射形成了对那些与奖赏性事件有关的事和人的积极感受。
• 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滕伯格认为爱情是个不等边的三角形：激情、亲密和承诺。

• 激情之爱 使人专注于自己的爱人，包含着情绪的情绪的急转突变，如果对方对自己的热情做出了回应就会感到满足而快乐，如果对方对自己的热情没有做出回应，就会觉得空虚而绝望。从某个角度来看，激情之爱就是由于我们在生理上被有吸引力的人所唤醒而知觉到的心理体验。沙克特和辛格提出 情绪的两因素理论 ，认为当处于兴奋状态的男性对女性做出反应时，他们就容易把自己的某些生理唤醒错误地归因于这位女性。激情之爱=欲望+依恋。
• 如果一段亲密的感情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那么它最终就会成为一种稳固而温馨的爱情，哈特菲尔德称之为 相伴之爱 ，令人激情迸发的激素（睾丸激素、多巴胺、肾上腺素）逐渐消退，而催产素则会维持依恋感和信任感。激情随着时间冷却，而其他一些因素的重要性却随之增强，比如共有的价值观。如果双方觉得相互关系是 平等 的，他们的付出与奖赏是成比例的，相伴之爱就能更持久。
• 约70%的婴儿以及接近这个比例的成年人，都会表现出 安全型依恋 ，安全型依恋的成人很容易和别人接近，并且不会由于对别人太过依赖或被抛弃而感到苦恼。大约20%的婴儿和成人表现出 回避型依恋 ，这种类型的成人很少投入亲密关系，而且更倾向于摆脱这种关系。剩余10%表现出以焦虑和矛盾为标志的 不安全依恋 ，在陌生情境中，该类型的婴儿更容易紧紧缠着母亲，一旦母亲离开，他们就会大哭，可当母亲回来时，他们又表现出疏离或者敌意。成人则会表现出较强的占有欲和妒忌心，他们可能会经常反复地与同一个人出现情感破裂地情况，如果讨论中出现冲突的话，他们会变得情绪激动或易怒。
• 表露互惠效应 ，一个人的自我表露会引发对方的自我表露（例如《早餐俱乐部》），我们回对那些向我们敞开胸怀的人表露地更多，但是亲密关系地发展是循序渐进地，立即产生的亲密关系只会让这个人显得不谨慎和不可靠。许多浪漫的伴侣最终都形成了“自我—他人整合”，也就是重叠的自我概念。

第12章 帮助他人

• 根据 社会交换理论 ，人们在决定是否提供帮助之前有精细的计算。在提供帮助的过程中，人们的目的在于令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有研究证实，给予可以提高幸福感。当回报是无意识获得时，我们可能说那种行为是利他的，但如果我们帮助他人是为了获得社会赞许，释放压力，避免内疚，又或者是提升自我形象，这能算是真正的利他吗？这种利己主义（自我利益驱动所有行为）的观点很容易陷入循环论证的境地。
• 实验揭示，帮助行为能缓解不好的心境，也能维持好的心境，反过来，积极心境又会产生积极的思维和积极的自尊，从而导向积极的行为。
• 驱动利他主义的两种社会规范：互惠规范和社会责任规范。 互惠规范 ，即对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应当施以帮助而非伤害。这帮助解释了 社会资本 的含义，支持性的联系、信息交流、信任与合作行为，这些保证了一个社区的正常运转。当人们不能给予回报时，他们会因接受了援助而感到受威胁和被贬低。因此，骄傲、自尊心强的人通常不愿意寻求帮助，接受别人主动提供的帮助会打击他们的自尊心。而 社会责任规范 则是指人们应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而不要考虑以后的交换。
• 对帮助行为的第三种解释是演化理论。进化心理学认为生命的本质就是使基因存活下来，我们会选择基因存活机会最大的方式。演化心理学提供了一个丑陋的人类形象——心理学家唐纳德·坎贝尔称之为人类深刻的、自我服务的“原罪”的生物学性的再现。进化的成功又确实源于合作，我们因而表现出克服自私的多重机制，包括：亲缘选择（例如，能够提高基因存活可能性的自我牺牲的一种方式就是为我们的孩子做贡献），直接互惠，间接互惠，群体选择（达尔文认为，当群体之间进行竞争时，相互支持的、利他的群体比不利他的群体会存在得更长久）。
• 亚伯拉罕·林肯认为，自利能够引发所有的善行。
• 同情崩溃 ，有关同理心，当遭受痛苦的人数增加，人们的关注反而下降。
• 在目睹他人的痛苦后，人们在情绪上可能会有两种反应，会基于同理心感到同情、心存怜悯，也会感受到痛苦，从而心烦、焦虑、受到干扰。有研究认为产生同理心的人很可能会对困境中的他人施与帮助来减少他人的痛苦，而(Schaller&Cialdini,1988)的实验认为对受害者产生同理心会使人悲伤，如果有一些简单的方式能够使我们好过些，我们就不太可能帮助别人。

• 透明错觉 指高估他人解读我们内心状态能力的倾向。
• 旁观者效应 也称为责任分散效应，是指对某一件事来说，如果是单个个体被要求单独完成任务，责任感就会很强，会作出积极的反应。但如果是要求一个群体共同完成任务，群体中的每个个体的责任感就会很弱，面对困难或遇到责任往往会退缩。而且当旁观者的数量增加时，任何一个旁观者提供帮助的可能性减少了，即使他们采取反应，反应的时间也延长了。
• 如何提高帮助的可能性？正确地解释和承担责任可能是其中一种方法。个人的、非言语的恳请也是有效的。个人化的方式，能够使匿名性减弱，从而有更高的责任感。当人们呢预期会与求助者或者其他在场者再度碰面时，帮助性也会增加。凸显个人特征使旁观者提高了自我意识，从而更关注自己内在的利他主义观念。相反，“去个体化”会使人们的责任感降低。内疚和对自我形象的关注也会提高关注性。

• 过度辩护效应 ，当对一种行为的反馈过度时，个体可能会将行动归因为外部反馈而非内在动机。因而奖励人们本来就会做的事情反而会削弱其内在动机。

第13章 冲突与和解

• 冲突（知觉到的行动或目标的不协调）的成分都是类似的，不论处于冲突中的人们能否正确认识双方的行为，他们总是认为一方的获益就是另一方的损失。
• 当实验者通过改变激励机制来奖励合作行为和惩罚自私行为时，人们的合作行为就会增加。
• 对非合作行为带来的可怕后果的了解，并没有对合作行为的出现产生多大的影响，对很多人来说，知道怎么做是好的与实际的行为之间并无联系。尽管如此，多数人仍能较好地遵守社会责任、互惠、公平的规范，问题在于如何激发他们的这种情感。沟通可以促进利他规范的产生。
• 实际上，很多冲突中真正对立的目标只是核心处的一小部分，更大的问题来自对对方动机和目标的误解。 镜像知觉 ，例如，当A认为B对他有敌意时，A就会以充满敌意的方式对待B，由此A的期望就得到了证实，恶性循环开始了。
• 当形势紧张时，理智的思考变得非常困难，对敌人的看法变得更加简化和刻板，更可能出现直觉式的判断。
• 知觉转换 ，随着冲突程度的起伏变化，误解也会不断出现和消失。在受困于冲突时，只有双方同时抛开偏见（不要认为别人和你在价值观和道德上格格不入）并努力解决确实存在的分歧，才能使冲突结束。
• 化敌为友的策略 
• 接触contact。如前，接近性——互动、对互动的预期和曝光效应——都能够增加喜爱的程度。增加接触能够预测偏见的减少，然而另一方面，偏见也会减少接触。
• 合作cooperation。是否竞争性的接触只能分化关系，而只有合作性的接触才能使他们团结？共同的外部威胁能建立内部的团结。超级目标也会促进合作。在谢里夫的一个实验中，他用隔离和竞争制造了陌生人之间的敌意，又用超级目标把敌人变成了朋友。
• 沟通communication。不同的意见可以谈判bargain，可以请第三方通过提议或促进协商来调解mediate，或者将双方的分歧交由第三方进行研究并仲裁arbitration。信任是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调解人需要建立一种情境，帮助双方去理解对方，并感到被对方理解。实验表明，通过站在别人的立场和诱发同理心能够降低刻板印象，增加合作。协商的研究者们报告说，大多数走到仲裁的争议者最后被“乐观的过分自信”所羁绊，变得非常固执，结果导致调解的失败。
• 和解conciliation。社会心理学家奥斯古德提出GRIT，即逐步graduat、互惠reciprocat、主动initiative地减少紧张tension reduction。这一策略可以通过“保留反击的能力”来确保双方各自的利益。莫顿对GRIT做出了概括：“坚定、公平、友善”，坚定就是反对胁迫和肮脏的手段，公平就是坚持自己的道德准则绝不回敬对方不道德的行为，友善则是指人们愿意发起和回报合作行为。

第14章 社会心理学在临床领域中的应用

• 临床心理学家也经常受到相关错觉、后见偏误、自我证实、高估直觉等的影响。
• 实验表明，那些抑郁的大学生能够相当准确地预测他们的控制程度，那些正常的大学生的判断却是歪曲的，他们夸大了自己的控制程度，这表明尽管轻度抑郁的大学生倾向于自我关注，但是他们也更善解人意。这种 抑郁现实主义 被称为“悲观而明智效应”，与正常人相比，抑郁症患者从未表现出过分的利己、控制错觉以及对未来的不现实预期这样的偏见。抑郁症患者比正常人更多地表现出消极的解释风格，他们更倾向于将失败和挫折的原因归结为稳定的、普遍的、内在的因素。抑郁与负性认知互为因果。

• (Cacioppo&Patrick,2008)的研究表明，孤独会对应激激素和免疫功能造成影响，不仅会增加抑郁和自杀的风险，还会罹患高血压、心脏病、认知退化和睡眠障碍等疾病的风险。
• 男性和女性会在不同情境下感到孤独。男性通常会在被某一群体孤立时感到孤独，而女性通常是在剥夺了一段亲密的一对一的关系时感到孤独。有一个例外，离婚后，与女性相比，男性更容易感到孤独。

• 害羞是一种社会焦虑（当我们想给他人留下好印象但又怀疑自己能否做到时，我们就会感到焦虑）形式，其特征是过度的自我意识以及过度担心他人的想法。
• 健康心理学 研究人们如何对病症作出反应，以及情绪和归因风格如何影响健康。
• 心脏病与好斗、缺乏耐心和易怒的人格相联系，处于压力下，反应性强且易怒的“A型”人格的人会分泌更多的应激激素，这会加速生成心脏动脉壁上的斑块。
• 当一件事情让人感到绝望时，人们的健康状况会急转直下。绝望感最明显的表现就是 习得性无助 。
• 从著名的 安慰剂效应 中，我们可以看到积极信念的强大疗效。
• 抑郁、孤独和羞怯的恶性循环可以通过社会技能训练、改变自我知觉和改变消极的思维方式来打破。通过改变归因，可以体验到行为和思维方式的改变能产生的积极影响。然而，社会技能训练和积极的思维方式并非时时适用，暂时的抑郁、孤独和羞怯是对严重的悲伤事件非常适当的反应。只是当这样的情绪长期存在且没有任何明确的原因时，它才需要去关注，并在必要之时去改变这些恶性循环式的思维和行为。

第15章 社会心理学在司法领域中的应用

• 一个案件最终能否达成判决，与法庭的社会动力有关。目前正被大量研究的两类影响因素：目击者证词及其对被告判决的影响；陪审团成员的个体特点与群体特点。
• 人的知觉和记忆会发生错误，因为目击者的证词并非可靠，但是却对旁观者对案件的判决起到了决定因素。
• 误导信息效应 ，人们非常容易把误导的信息混入他们的记忆，特别是当他们相信提问题的人掌握了充分的信息，而且暗示性问题一再被重复。误导信息诱发的错误记忆为 虚假供述 ，个体在饱受折磨且经常遭受睡眠剥夺后进行的供述为屈从型虚假供述，个体在接受误导信息后相信自己的供述是真实的，为内化型虚假供述。
• 当一系列犯罪事实不停地被重复时，错误就可能悄悄地潜入并被目击者所接受，且被认为是真实的记述。为了减少这样的错误，建议不要目击者的陈述，并鼓励目击者想象当时的情境以及自己的情绪状态。
• 通常，案件的真实有足够的说服力，它能使陪审团放弃偏见给出一个公正的判决。研究发现，当律师以叙事也就是故事的形式提出证据时，陪审员最容易被说服。

第16章 社会心理学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 两种原理有助于我么解释为什么物质主义不能使我们满意： 适应性水平现象 和 社会比较 。